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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丹军马场,在生态困境中挣扎【转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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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2-1-4 11:14:1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本帖最后由 老鬼 于 2012-1-5 15:28 编辑

站在山丹军马场的二场草原,北面是胭脂山,南面是祁连山,曾经飘荡在古战场上的那首“亡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胭脂山,使我嫁妇无颜色”的幽幽悲歌,依然旋律苍凉。只不过,旋律中不再有对战争的恐惧,而是增添了对生态的无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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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救山丹,拯救军马场,成为“当代牧马人”发出的深情呼号……

山丹军马场位于河西走廊中部、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,地跨甘肃、青海两省,毗邻三市六县。马场总面积329.54万亩,其中草原184.98万亩,耕地41万亩,林地80万亩。

三千多年前,此地就已养马。自西汉起,这里以当地蒙古马为基础,引进各种西域良驹,培育出的山丹马驰名天下,遂成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基地。它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,亚洲规模最大的世界第二大马场。


山丹军马场曾经是国家和人民的“功臣”。

1949年从溃败的国军队手中被接管后,这里先后圈养军马十万多匹,唐山大地震时无偿为灾区捐助马骡4000匹,对越自卫反击战提供军马2000匹。现为我国最大的油菜籽连片生产基地和马匹繁育基地……

然而,今天的山丹军马场,却正在生态困境中苦苦挣扎。


牧马人的绝唱

“站在草原望北京,心中一轮红日升。草原北京万里远,万里远哪,牧工和毛主席心连心。我爱马场呦,马场就是我的家,我的家……”每次唱起这首《牧马人之歌》,袁爱昌的眼眶总会悄悄变红。

这首歌是“上山下乡”那个年代,记录片电影《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》中的插曲。现任军马场后勤主任的袁爱昌今年43岁,当时还是小学生,他说歌是到马场插队的北京知青老师和牧民一起创作的。

2006年,袁爱昌辗转找到已经回京的知青朱安生,时年已过50岁的朱老师听到他唱起这首歌,嚎啕大哭。

“我担心这些牧马歌以后可能就成绝唱了!”袁爱昌淡淡的语气中隐藏着深深的痛心与惋惜。

近20年来,由于全球气温上升,祁连山冰川融水比上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亿立方米,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米至6.5米的速度上升。有专家预计,面积在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型冰川将在2050年前基本消亡。

因为水源减少,近十年来,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,加上北方强冷空气南下引起的“狭管效应”,北临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,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的戈壁和沙地、河西走廊绿洲以及内蒙古阿拉善盟等地区,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强度最大的沙尘暴源头。

以石羊河、黑河、疏勒河为源头的甘肃省灌70多万公顷良田有10余万亩沙化,下游的民勤县红崖山水库面临干涸,不得不实行生态移民。而身处祁连山中段的军马场也深受其害:从解放初至1992年底开垦的50余万亩耕地,只有不足6万亩是水浇地。

马场自然环境条件也很艰苦,因海拔平均在3千米左右,经常遭受雪灾、冰雹灾害,且地震频繁。从2003年到2008年,这里相继发生三次强烈地震,使马场80%的房屋成为危房。

袁爱昌说自己的父辈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来到马场的第一代牧马人,为了马场殚精竭虑,操尽了心。在三年困难时期,父亲每天给马群喂鸡蛋和豌豆吃,自己却饿着肚子。现在因为生态威胁,加上缺乏地方政策的支持,经济发展不能纳入地方区域发展范畴而日益趋于衰落。

“年轻人都不愿意呆在马场了,我们这些第二代牧马人的孩子们在外面上完学,都没再回来。曾经造就了牧马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珍贵文物马踏飞燕的马文化,恐怕要成为空谷绝唱了!”


30个人与80万亩林地

我们开车赶往马场平羌口处的祁连山脚下时,恰好碰上巡山回来的周建林。他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,车后插着“护林防火”的黄色小旗。周建林是马场自然保护站平羌口资源管护站的站长,今年刚刚50岁的他脸庞被晒得黝黑,迷彩服上满是泥巴,褶皱的皮肤见证着他32年的护林工作。他告诉记者,这个管护站共有5个人,每天至少两次外出巡山,看看林场是否有异常情况,主要防止森林火灾发生。

“我们管护站要看护林地32万亩,包括一些湿地,平均每人超过6万亩,实在有点太多了。”不经常见到外人的周建林话语中透着几分晦涩与无奈。

马场自然保护处处长马建国介绍,马场对厂区天然林的保护由来已久,2001年国家西部大开发“天保工程”实施后,就逐步退耕还林3.2万亩,荒地造林4万亩,对祁连山进行封山育林生态保护。

“但是,我们目前5个专职管护站和2个兼职管护站,只有30个人享受国家"天保工程"的补助。也就是说我们30个人看护了祁连山80万亩的林地,平均每人2万6千余亩,每天巡山至少要走近300公里的路。”马建国也很无奈。

从平羌口祁连山脚向上望,茂密的祁连云杉顽强地生长着,在积雪的映衬下郁郁葱葱,有一处民国时期因火灾被烧毁的林地,经过近年的护养林木已经长得有碗口粗了。

当我们开车准备离去时,一头马鹿从路旁的红柳丛中窜出,敏捷地向山上跑去。它身后还跟了一只褐色的雪鸡,摇摇摆摆不紧不慢地踱步。


夹缝中艰难生存

走进军马场一场十队的职工王舵林家,1994年盖的房屋在几次地震后已显得很破旧,几条很明显的裂痕有点触目惊心。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,仅有的现代化家具是一个19英寸的电视机和一台饮水机。

王舵林家种着55亩油菜地,因为缺水,一亩油菜年产不足100公斤,除去化肥、农药和种子等农资费用,55亩油菜的一年收入只有四千元。

他的妻子是嫁进马场的媳妇,她诉苦说:“当时嫁过来图得他是公家人,没想到日子这么苦!”

军马场副厂长刘新春说,马场共有51万亩耕地,其中大都种植小麦、青稞和干旱型油菜,配有水渠的耕地仅6万多亩,基本是靠天吃饭。

“虽然守着石羊河和黑河两大水系,却没有多少水喝!”从山丹军马场流过的河水年径流量约3.05亿立方米,马场实际掌握的仅有2300万立方米,占7%左右。“因为水资源是归地方政府管理的,马场用水受到严格限制。”

1969年,军马场同永昌县、八一农场共同修建西大河水库,协议每年为军马场配水2100万立方米。实际军马场投资多出88万元,每年得到的实际配水最多只有1200万立方米,致使四场大部分农田闲置。

2001年中牧集团接管山丹军马场后,马场成为中央驻地方企业,在毗邻的县区中被日益“孤立”,周围的牧民偷偷跑到牧场放牧,农民则在牧场边缘开垦土地。

2003年10月25日,山丹发生6.1级强烈地震,马场位于震中,大批民居、厂房、校舍、输电线路受损,一些职工房屋至今还要用木杆支撑墙体以防倾倒。

但由于是中驻地方企业,却不能纳入地方救助范围。由于没有地方申报,又得不到中央救助,致使救灾工作一度无人问津。

“后来经有关领导批示,救灾工作才得以进行,但每次想起这件事,我都觉得对不起职工和家属。”刘新春有些哽咽。尽最后一分绵力,四场的胡建国看上去很乐观,跟人打交道总是很热情,不了解他的人不知道,他是拿着低保工作的人。

军马场副厂长吕海卿无奈地说:“在我们四场的700余名职工中,包括领导干部在内,现在还有70余人每月拿着80元~170元不等的低保干工作!”

据介绍,因为受企业性质限制和管理体制的不顺畅,马场难以纳入农村税费改革之列,国家有关的“三农”优惠政策难以落实,军马场职工干的是农活,却享受不到任何惠农政策。

虽然缺少资金,但军马场在1995年至1998年还是主动退耕约10万亩地,没有接受国家一分钱补助;2001年实施“天保工程”后,军马场每年退耕还林补种的林木,都是企业自己出资购买。

吕海卿说:“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着,为生态保护尽最后一分绵力!”

在这些年的努力下,军马场的生态环境略有改善。经甘肃省农科院有关专家测算,近年军马场地区祁连山年平均增雪30多毫米;甘肃林业勘察队调查显示,军马场自然保护站林地覆盖率与70年代相比,提高了15.3%。曾经多年未见的棕熊又出现在了林区,濒临绝迹的滩黄羊也在山区显出身影。

但是,这一切仍然无法遏制荒漠化的进逼,无法阻挡肆虐黄沙的入侵。站在山丹军马场的二场草原,北面是胭脂山,南面是祁连山,曾经飘荡在古战场上的那首“亡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胭脂山,使我嫁妇无颜色”幽幽的悲歌,依然旋律苍凉。只不过,旋律中不再有对战争的恐惧,而是增添了对生态的无奈。

拯救山丹,拯救军马场,成为吕海卿、胡建国、王舵林、马建国、周建林和袁爱昌这些“当代牧马人”发出的深情呼号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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